民法典合同编立法精神与制度现代化

编者按　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经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民法典时代的到来。在民法典1260个条文中，合同编占据了526个条文，为各编中条文体量最大的一编，对于民法典的贯彻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民法典合同编集中体现了民商合一立法精神，其在规范内容、价值追求、具体制度的发展完善方面具有重大变化。本期“观点·专题”邀请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专家就此展开探讨。

充分彰显民商合一立法精神

《检察日报》2020年6月22日

　　□顾长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的编纂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民商合一体例，合同编集中体现了民法典民商合一精神。

　　民商合一演变

　　民商合一体例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历史的续写。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横向经济关系包括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社会主义组织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均由民法调整，伴随而来的便是民商合一体例的立法确认。1999年合同法充分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总体上说，合同法进一步巩固了民法通则的民商合一体例。

　　强化民商事合同区分

　　民商合一体例不是对民商事合同之间差异的无视，而是在统筹差异基础上的体系化。合同编针对部分民商事合同类型设置了不同的规则。从具体内容来看，既承继了过去成功的做法，也吸收了部分在民商合一或分立争论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共识，在法律条文上表现为民商事合同区分规范的情形增多。

　　第一，委托合同任意解除赔偿规则。民法典第933条细化了在委托人或者受托人行使随时解除权后民商事合同不同的赔偿规则。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商事委托合同对期待利益的诉求，在赔偿范围上设置差别化的规则，对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而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能获得的利益。此条文确立以有偿、无偿作为民商事合同的区分标准，操作性强。

　　第二，借贷合同利息确定规则。民法典第680条第3款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此规定改变了1999年合同法第211条在利息约定不明情形下不区分民商事合同一概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则。在立法上承继了自然人之间借款为民事合同，非自然人之间借款为商事合同的民商事合同区分标准，确立了商事借款合同在利息约定不明时的利息确定方法。但民法典第680条第2款对于没有约定情形对应的利息推定规则并没有区分民商事合同，而是规定借款合同只要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就视为没有利息。综合以上两条款内容，立法者将没有规定利息的情形直接归入了民事借款合同。

　　第三，赋予承租人优先续租权。民法典第734条第2款，新增了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该条赋予承租人优先续租权，主要是考虑到了商事租赁合同对营业稳定性的特别需求。

　　第四，保证方式推定规则。民法典第686条对原来的保证方式推定规则作了完全相反的规定，原来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责任，一度成为民法过度商化的经典例证而被诟病。而民法典此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定仍没有区分民商事保证合同而差异规范，但体现了立法者对保证合同民商性质的关注和判断。

　　民商事合同类型更具开放性

　　民法典合同编所规范的民商事合同类型具有开放性。合同编规定了19种典型合同，在合同自由理念和商业创新的当下，合同类型不断翻新，不可能将所有合同类型都作为典型合同纳入民法典。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合同编至少采用三个方法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类型提供了制度供给：一是允许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典型合同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二是将交易习惯作为规范合同的法律渊源；三是对接了特别民商事合同规范。

　　合同编与特别合同规范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特别合同规范不局限于商事规范，也可能是民事规范。如民法典第644条规定，招标投标买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招标投标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也可以是新制定的特别民商事合同规范，这就为未来产生的新类型民商事合同纳入合同编规范提供了制度接口。

　　从司法实践来看，合同编没有规定或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比较常见的合同类型包括：营业转让合同、转贷合同、明股实债合同、差额补足合同、募资合同和投资合同等。这些合同类型之所以没有纳入合同编，有的是因为研究不够成熟；有的是价值判断问题无法形成共识；还有的是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单行法规另行规定。虽然这些类型的民商事合同不是合同编的典型合同，但仍可依据合同编内容确定相应的法律关系。从合同性质上看，这些具体合同或是民事合同，或是商事合同，或兼具民商事性质的合同。这就要求在以后对此类型合同立法时，要强化民商合一的立法意识，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与民商事性质匹配的规则。

　　民商合一的未来展望

　　民法典是对我国过去不同时期单行民事法律的体系化编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价值。其所采取的民商合一体例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为世界各国民商法典立法提供了中国范本。合同编民商合一体例也将继往开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在民商法研究方面，民法典的通过意味着研究重点要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对于合同编规范解释而言，立法目的解释方法需要探究立法者对具体民商事合同的立法目的，而立法者对民商合一问题的认识对于理解立法目的至关重要。另外，体系解释方法依赖于解释者对整个民法典体系的把握，而民法典体系正是建构在民商合一基础之上。因此，合同编的法律解释离不开对民商合一问题的关注。

　　在具体内容上，民法典可以被称为民商法典，合同编更是不折不扣的民商合同编，而且未来发展可能将更加商法化。人类社会正处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跨越过程之中，互联网经济高度发达，自然人的身份在民事与商事之间已经实现快速切换。原来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商业活动，伴随着对于商业规则认识的不断加深，必然也会提升社会对商业规则和理念的认同。商业当中的效率、便捷、安全等价值也会不断向民事生活渗透。这些现象可能会推动合同编的内容在未来进一步商法化。